浙商,为什么成了?

  在许多人眼里,“浙商”就意味着商机和财富,浙商成了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制造商”。然而翻阅近年来发生在浙商身上的许多风风雨雨,我们却又清楚地听到这一群体的痛苦呻吟。

  随着年关的临近,随着山西省规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产量9万吨以下的煤矿的日期越来越近,一些浙商也开始感受到严冬的来临。他们担心,在社会的广泛关注下,甚至在一些舆论的扭曲下,浙商煤团又会面临着以前房团一样的命运。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一度被称为财富风向标的浙商为什么成了,在一场场的政策变化中成为了受害者。

  

  最具财富权力的商业群体

  

  浙商的魅力究竟在哪里?这是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一直着力研究的现象。这也许是一个难以有答案的问题,但是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浙商的财富权力,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群体魅力。

  

  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而在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2001年,排名全国前十位的浙江民企增加到5家,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

  

  浙江是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但GDP总量已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过广东,居于首位。

  

  而在浙江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背后,浙商的成长延续着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在前不久,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籍《浙商制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评述:“早期的走私、制假、售劣使很多胆大的农民商人捞取到‘第一桶金’,在他们把这些商品贩售到全国各地的同时,便开始编织起一张张辐射全国的销售版图,在这样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专业市场出现了,浙江成为全国日用小商品、轻纺及机械加工产品的物流凹地,年物流超过百亿元的市场比比皆是,流通带动了乡土企业的成长,而市场与企业的两轮驱动,则完成了浙商的原始积累,这样的演进一直从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初。在这以后,从流通中赚取到的金钱又源源不断地沉淀到了实业之中。”

  

  然而浙商真正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本世纪之初。炒房团、炒车团、炒煤团、财团……这些饱受全国眼球关注的现象不仅为中国经济界创造出了不少的新名词,而且几乎每一次的旋风都与“浙商”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浙商引发的这些行为成了预测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风向标。

  

  据2004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等所作的“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03年底,浙江人在省外经营发展的有400万左右,若加上在境外的100多万,约有500万浙江人在外创造财富。到2003年底,在外浙商的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几乎等同于浙江2004年创造的经济总量。

  

  从“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到“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再到“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浙商凭借着强大的财富权力开始在全国版图布局。

  

  在一个个财富奇迹中,浙商也渐渐被披上神话的外衣。然而似乎应了中国那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所有聚光灯照在浙商身上,有关浙商的负面报道也多起来,当这种负面评价风行起来后,“妖魔化”竟成浙商难以摆脱的梦魇,伤痛也接踵而至。

  

  招商引资的困惑

  

  浙商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力量,使得近年来到浙江招商引资成了许多内陆省份的首选。与浙江省相比,国内许多省市在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硬环境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国内各地为浙商提供了丰厚的创业土壤。不但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更是带去了艰苦创业的精神,带去了以创业回报社会的道德感。

  

  但在这场本来是双赢的战略中,浙商却面临着投资环境的困惑。在外地投资的浙商中间,“开门迎客、关门打狗”是一句经常可以听到的话。而令浙商感到自己弱势地位的是,这些“打狗”的人往往是当初热情欢迎他们的地方政府。

  

  据中部某一省份浙江企业联合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随机调查的60件企业投诉案中,涉及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达33起,其中属于政府部门契约、信用观念不强和承诺不能兑现的达20起,占这类投诉的60%。

  

  浙江商人朱志跃目前就面临着“骗子没骗走钱,政府却让他们陷入绝境”的困境。在一家吉林公司的相邀下,在当地政府的欢迎下,朱志跃筹资300万元准备参加山东省定陶县的企业改制。但还没等他来得及参与其中,这家吉林公司就出了问题,企业改制没能进行。然而当朱志跃要求取回存放在当地财政局作为资信金300万元钱时,当地政府却以此案还没有彻底查清为由长期占有这笔资金。即使在当地公安局已经出示证明,认为这笔资金已查明是属于朱志跃的,理应尽快归还当事人时,县政府依然强占着这笔资金不返近8个月,使得朱志跃每天面临银行巨额利息,几乎陷入了绝境。而在地方政府面前,浙商几乎都是处在无可奈何的弱势地位。

炒房团的“真实的谎言”

  

  在新一轮房产调控之初,牟取暴利的房产开发商并没有受到舆论谴责,相反,浙商的“炒房团”却成了社会各界抨击的靶子,并最终导致“封杀”命运。

  

  实际上从1999年开始,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民间资本就开始进入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并开始逐渐形成规模。2000年前后,温州购房者的身影开始在一些媒体上若隐若现,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2001年8月,第一支火车购房团前往上海,10月1,第一支飞机购房团前往上海由此开始,杭州上海等地的房价一路上涨。至此温州购房团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频频亮相,并在他们开赴一座座城市的脚步声中不断激起越来越炫目的浪花;2003年下半年随着中国楼市进入价格飞涨的疯狂期,大小媒体也同时进入了“言必称温州购房团”之时。神秘买家满天飞,骇人内幕连响炮,报道再报道、转抄再转抄,几近沸点。

  

  在温州炒房团风潮的前前后后,无论是热情讴歌的“天使派”还是慷慨激昂的“魔鬼派”,我们看到了一波又一波在缺乏细致入微的事实真相基础上的概念化、情绪化、道德化甚至泛政治化的喧嚣。

  

  2004年4月初,惊爆温州市政府叫停炒房团的信息,事件发展陡然白热化,一般事实类的报道迅速让位于观点鲜明、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

  

  随后,各地传来了对炒房团的封杀的消息。今年年初,随着房地产领域“国八条”新政策的出台,舆论纷纷把矛头指向“炒房团”,甚至有人说:得盯紧温州人,别让他们再把别的市场搞乱了!在这种氛围下,温州炒房团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许多人对此并不服气,许多浙商说,我们都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市场行为。如果说,这些行为中存在什么问题,那也是政策、法律本身存在问题。现在温州人炒房是真的,温州人炒房发了财是真的,温州人炒房被推波助澜地夸大、被别有用心地操纵、被所需地异形化也是真的。

  

  然而一个不变的现实是,浙商几乎已在这场声讨中败下阵来。

  

  能源军团的苦涩

  

  就在浙商逐渐从房产界撤离时,浙商煤团又开始显山露水。

  

  浙商进军晋煤,乃浙商常态之举。浙商的利润嗅觉很灵,哪里赚钱,他们就会到哪里去;哪里赚钱多,他们去哪里的人也会多,这是浙商的一贯作风。此前几年,全国煤炭市场刚经历一个困难期,作为产煤大省的山西,自然是这股“煤炭寒流”最严重的受害者。因此,吸引外地商人来晋投资煤炭业,就成了山西很多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

  

  近年来,随着全国能源危机的增加,煤炭市场回暖。精明的浙商又凭着他们的市场敏锐和资本投入开始赚取丰厚的利润。然而,浙商很快发现,近年来与他们紧密相联的“炒作论”又让他们感受到寒冬的来临。

  

  当浙商正在收获前几年投资利润时,耐人寻味的炒作论又在全国盛行。很多媒体说这些煤商整天过着钞票不断增多的日子,一觉醒来账面上就多了几百万元。说开豪华汽车,四处购买房产,养二奶,奢华消费,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许多舆论也开始指责“炒煤团”:“他们炒高了煤价,乘机牟利,扰乱了市场,加剧了能源危机。”这种说话虽无根据,但影响很广,已给温州煤老板们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作为全国一百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的山西省长治县,一个堪称封杀浙江“炒煤团”的动作正在展开,并被视为标本,延至朔州、吕梁、晋城,甚至省外。

  

  长治县煤炭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装备差、规模小、效益低、管理粗放、资源浪费严重、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多等突出问题,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的普遍现象。

  

  2003年初,长治县进行彻底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改制首先从煤炭企业开始。改制后的煤炭企业投资七八千万元进行了改造,长治县招商局局长申文奇说:“这样的改造,那些‘温州炒煤团’肯定不会做,他们难以投入也不愿这样投入。我们这样做就封杀了‘温州炒煤团’的短期行为,成功走出了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的怪圈。”

  

  然而,不少温州煤商都反映,在一些地区,所谓煤炭企业“改制”实则成为资源炒卖的幌子。

  

  更要命的是,由于小煤矿安全隐患问题严重等原因,山西省规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产量9万吨以下的煤矿。

  

  山西目前有各类煤矿3991座,矿井4691个,在这些矿井当中,年产能9万吨以下的占到70%。而温州商人承包的矿井,基本产能都在9万吨以下。

  

  就在温州“炒煤团”北上进晋,掀起千层浪时,新疆石油业又惊呼出现“炒油团”的身影,当地流传,一名温商在石油城克拉玛依购买了15口油井,按照目前的行情,每口至少需要投资150万元。然而喧嚣过后,“炒油团”又将面临着煤商同样的命运。

  

  一些浙商不无担忧:“我们就像在政策边缘走钢丝,随时都可能跌落下来。”一些浙商已经开始从煤炭领域撤资了。

  

   “海外先锋”的劫难

  

  针对浙商的苦难近年来在各地越来越多,但在浙商耀眼的财富光环下,浙商的这种弱势地位不仅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而且,这种苦难近来也延伸至海外浙商身上了。

  

  凭借自己的精明和轻工产品制造难以比拟的成本优势,浙商也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发展的代表。但另一方面,“浙商制造”已经成为低价产品的代名词,对世界各地的制造产业形成较大冲击。

  

  前一段时间,法国巴黎发生骚乱,一些浙商又成了这次灾难的主角。

  

  11月4日,当地骑着摩托车或开着汽车的年轻人在巴黎郊区93区的Blanc-mesnil与Bourget等城镇肆意地将汽车瓶等易燃物扔向汽车、仓库,其中有5个仓库燃起熊熊大火,里面的财物化为灰烬,其中温商在两地各有一个仓库被焚烧。

  

  这两个被烧仓库的主人分别是两位浙商刘玉昆与池万升。据估计,两个仓库被烧货物的价值至少有1亿元以上。

  

  据了解,在这些仓库被烧的区域,不仅是华商仓库的集中区域,也是华商生意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而且比较中东等地区的国家的商人生意有竞争力,这主要是中国的商品不仅质优价廉。“不服气”与“看不顺眼”可能成为这次华商遭难的重要原因。

  

  浙商在巴黎的“劫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人们很容易想起近年来浙商在海外的痛苦回忆。

  

  今年3月12日晚9时,大批俄罗斯税务部门打击经济犯罪的警察,突然来到距莫斯科市南区约14公里的萨达沃特花鸟市场,以没有通过正规的报关手续入境、属走私物品为由将贮放在该市场集装箱仓库的中国鞋强行拉走。这批温州鞋价值8000多万元人民币。

  

  而在去年9月,西班牙东部小城埃尔切发生了400名西班牙人当街烧毁温州鞋的暴力事件。

  

  在震惊世界的同时,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国内对浙商海外发展模式的一场“大反思”。

  

  首先,海外经商的中国人缺乏文化意识,他们过分关注自己的经营状况,缺乏文化认同感,更没有建设和谐文化的主观意识。

  

  其次,部分海外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过分关注经营成本,没有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当地积累了许多的矛盾。一有风吹草动,那些曾经受到损害的当地人必然会伺机发难。

  

  第三,海外商人普遍缺乏政治头脑,对当地政治生态所知不多。在族群矛盾突出的地方,有可能在无形之中得罪当地选民,从而引来杀身之祸。

  

  在中国,浙商已成为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他们的发展堪称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样本。也许他们自身会存在许多问题,但我们无法否认他们为这个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善待他们就是善待财富,就是善待中国的民营经济,就是善待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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